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走“中药研究西药化”和“中药应用西药化”的道路明显是错误的。中、西医药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牧师管和尚”的局面只会导致中医药丧失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学几千年来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同时也促使其不断地创新、完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百年来，特别是解放后，虽然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学的发展，中医药界也进行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中医理论踯躅不前，中医临床日趋萎缩，中医事业后继乏人。现实问题不容回避：十几年来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努力，给中医药和国家带来了什么？如此“化”法能否为解决13亿中国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提供帮助？在现代社会，中医学价值与意义何在？阻碍中医药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中医是理论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的方向

　　中医是理论医学，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新疾病”，无论是SARS还是艾滋病，都可以依据中医理论辨证论治，进行救治，并且解决的过程足以发展中医理论。张仲景治伤寒，叶天士治瘟病，蒲辅周治乙脑，都是成功之例。因中医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自然是理论医学。西医是实验医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医学。它先要在实验动物身上取得药物毒性、毒理、药效等等经验，再在人身上进行I、II、III期临床以取得安全性、有效性之经验，然后医生才会根据以上过程取得的结果进行疾病的防治；对于新型的尚未取得实验数据的疾病，则缺乏有效的防治手段。故西医当然也有自己的理论，但其理论难以指导治疗从未遇见过的疾病。例如，SARS、艾滋病，西医仍在设法取得“经验”，其理论也无法指导有效治疗。

　　因此，我们课题组得出结论：中医是理论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的方向。不论是中医“现代化”或“国际化”，都必须坚持中医理论的精髓和特色，否则，只会引起中医的蜕变和异化。

　　当前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误区

　　许多人以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就是以现代语言解释中医药的科学内涵，或用现代技术研究、分析和证实中医药的正确性，特别是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搞植物提取物，就是与国际接轨，就是得到美国FDA的认可，就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甚至八大部委联合提出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认为：

　　“中药现代化就是要研究开发像青蒿素这样的Ⅰ类新中药。”

　　“十五期间，重点支持三五个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Ⅰ类中药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

　　“植物药向化学药发展是中药类产品的一大发展趋势。”

　　“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药品种。”

　　“培育20个左右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现代中成药，争取有2－3个中成药正式进入国际药品主流市场。”

　　“中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第一，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开发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Ⅰ类中药；第二，中药必须与国际接轨，必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

　　这些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任其在社会上流传，会造成思想混乱；用以指导中医药科研与生产，会导致中医药消亡，会使中医药如同世界另外三大传统医学一样不复存在。因为这些错误认识没有区分开中药、植物药和天然药物的概念差异，这是一大缺陷；而且提出争取有两三个中药以药品身份堂堂正正走向世界，过分强调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过分强调分离提取，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医药与西医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些不够准确的提法误导了社会，也误导了有些部门的计划制定。

　　片面理解中医药现代化导致“废医存药”趋势

　　近来，很多报道指出：中药已经成为抗生素、解热镇痛药之后的第三大药物毒副作用源，从而提出必须进行中药毒理实验，加强中药毒性研究。其实，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等药典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些药物的毒性，而且现代中药已经大多经过严格筛选，大毒之药几乎全部舍弃不用。问题是为什么连现代药理都证明无毒的小柴胡汤会引起间质性肺炎，甚至产生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呢？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是否得当？临床使用中医药的方法是否正确？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中药都是有寒热温凉、升降沉浮、或补或泻等偏性的。医生就是利用这种偏性，来纠正、平衡人体寒热、虚实等方面与正常状态的偏离。所以历来中药药性的强调和重视要重于中药药理，只有理解、掌握药物的偏性，治疗疾病时才会得心应手。而现在中药的研究，只注重其降血压或控制血糖等药理作用，寻找中医治疗的所谓靶点，寻求中药的有效成分，而完全不顾其性味特征。临床上主要针对西医诊断，给予具有相应药理治疗作用的中药，完全按照西药对抗治疗的思维模式，走着“中药研究西药化”和“中药应用西药化”的道路。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治疗思路是导致中药毒副作用日益突出的症结所在。

　　我们认为，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不能一味走分离、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否则不仅不能发展中医药，反而会降低中医药的临床疗效，甚至产生“废医存药”的严重后果。

　　中医药只能与国际双向接轨

　　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应该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二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更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标准来判断中医药的科学性和决定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的不同在于：

　　1．看问题角度不同

　　中医药学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将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部分相互影响。中医药有宏观准确性，缺少微观精确性；而西医药学则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不把人当成人，而视为各零件的组合，有微观精确性，却无宏观准确性。

　　认识论告诉我们，宏观可以主导微观；微观只能说明和解释宏观，而不能主导和包括宏观。因此中医药可以融合西医药，西医药却难以融合中医药。也可以说，中医药博大精深，再有200年，西医药也赶不上、也理解不了中医药。

　　2．依靠对象不同

　　西医给人找病，中医给人找健康。西医以药为依靠对象，用药对抗疾病，如，用药消炎灭菌。中医则是依靠病人的自康复能力，虽然有时也用药直接对抗一些疾病，但用药主要是借以调动人这一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而已。西医是对抗医学，中医是中庸医学。

　　西医用各种抗生素对抗病菌；中医解决类似问题则用清热解毒药。50年代有人用抑菌法筛选中药清热解毒药，结果，最好的抑菌药却不是中药中最好的清热解毒药，而是五味子。此后的研究表明，中药清热解毒系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抑菌而非直接灭菌。所以，今天不少中药上标明能有效杀灭细菌等西医之功能主治，是过于向西医靠拢，反倒使中医大夫不知如何辨证使用了。

    　3．毒副作用问题

　　西药是纯而又纯的单体，结构清楚，作用靶点单一。有人提出，中药是多靶点作用，其实是不合适的，中药用于调整而非对抗。西药由于作用单一，局部对抗，毒副作用很大，历史上多次重大药害事故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淘汰PPA又是一例。西药之毒副作用是其不可克服的一大弱点：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只要辨证论治，配伍得当，中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中医认为是药三分毒，讲究“中病即止”，“效必更方”，从不主张长期大量用药，几千年来，没有哪种中药因毒副作用被淘汰。西方人不懂，让人天天大量吃关木通等（里面还加了大量西药）以减肥，出了问题，又说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有毒，能导致中草药肾病。外国人不懂情有可原，也有同胞为之佐证，只能说明这位同胞并不“效必更方”，也不懂“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其行医不亦悲乎！

　　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在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医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例如把商陆当人参。可见西药那么严格的质量标准也不见得可靠，也不见得科学。

　　众所周知，美国认为安宫牛黄丸含有朱砂，而朱砂含汞，有毒，严禁进口。安宫牛黄丸确实不符合西药的标准，既含汞，又没有质量控制指标。然而，我们却不能削足适履地去适应美国标准，因为安宫牛黄丸根本不可能达到西药标准。退一万步说，勉强达到了西药标准，也扔掉了中药特色，不再是中药了。但是，我们的安宫牛黄丸非常安全，非常有效，从来没有人因吃安宫牛黄丸出现汞中毒。

　　因此，我们认为，两种体系就应该采用两种标准。

　　4.耐药性问题

　　众所周知，化学农药和化肥减少了农业病虫害，增产了粮食，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是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难以估量；现在人们又开始恢复生态农业，不用化肥和农药。

　　西药在人体内也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同时也产生了耐药性问题，也因此而日益迅速地被淘汰，只有加快开发新药品，而新药产生耐药性的周期越来越短，成本越来越高，形成恶性循环。青霉素从发明至今的80多年中已发展到第四代产品，而且使用剂量增加了上百倍，可说是一个典型例子。

　　中药应用了5000年，并没有产生耐药性而被淘汰。原因就在于整体治疗思想和复方的应用。

　　综上所述，中、西医药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牧师管和尚”的局面只会导致中医药丧失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国，在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标准制定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因而中药系列标准只能由我国制订，只能与国际双向接轨，主要要把我国制订的中药系列标准推向国际，让他们承认，让他们与我们接轨。绝不能为了卖出一点中药，拼命削足适履，去按照人家的西药标准来改造中药，同样不能去适应西方植物药标准，因为植物药走的是西药路。

　　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地以符合现代医学的标准和获得西方国家认可以换取外汇为主要目标，而要把解决13亿中国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放在首位。中医药现代化绝等同于中医药的西医化，或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中医药国际化也绝不是按照西医药标准搞出几个“中药”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就是国际化了。如果如此“化”下去，那不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而是中医药消灭化！我们认为真正的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应该是将现代科技、手段、设备、方法中能用的都用于中医药的完善与发展之中，并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再将此向全世界推广。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艰难而漫长，相信只有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一直坚持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人，才可能最终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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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治疗成功个案

　　上六十年代，一名十个月大的幼儿误吞下一枚六角螺丝钉。用西医法治疗只能是开刀取出。这时幼儿已是高烧不退，无法承受麻醉关、手术关、感染关。家长送到中医院，看中医有没有办法。广州中医学院的张教授叫拿来一碗稀饭，一杯骨炭粉和一点蓖麻油，调好后喂幼儿吃，同时开了个中药方。12个小时后，螺丝钉就被拉了出来。张教授说，喂稀饭后，螺丝钉就碰不到胃壁，疼痛就减轻了。骨炭粉和金属结合，像电镀了一样，光滑了，就能顺利排出来。

　　著名中医专家吕炳奎，前几年曾接诊一位小女孩，女孩严重气喘，咳嗽痰多，无法入睡，嘴唇周围很大一片及手足指甲均变成黑紫色，心脏也有严重病变。一家省西医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必须手术换肺，到一家北京大医院，也说无法救治。绝望中他们找到吕先生，吕先生细问病情，认为此病缘于感受风寒后，又转化为热。吕先生根据病情开了三副汤药，服后即见减轻，后又服三剂汤药，病人便可安然入睡。几个疗程之后，病情好转，孩子可以上学了。

　　有一年，巴西驻华夫人患了急性坐骨神经痛，卧床不起，服了世界上最好的止疼药都无济于事，她只好求助于针灸大师程莘农。 程先生只给她扎了三次，大使夫人便可行走自如。印度有一位叫乌玛的女士，开有3家医院，而她自己患了17年的三叉神经疼却无法治愈，许多著名医院的名医用了很多名药都无济于事。她慕名来北京找到程老先生，程先生用小小的银针为她治疗，20次即告痊愈回国。两年后她专程来京感谢程先生，并请他到印度去，为她的医院培训一批针灸医师。

　　中医中药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发祥于民间的实践，成就于医家的提炼与总结，这种风气迁延不断，直至今日，民间中偏方验方层出不穷。山东乳山市职教中心的宫锡柱先生将一治疗足后跟疼有特效的偏方公告于众。方法非常简单，只须将新鲜的苍耳叶数片垫于鞋内足后跟处，一天换一次，通常７天即可痊愈。辽宁盘锦辽河油田的李素芹曾用一验方彻底治好了折磨她5年之久的慢性结肠炎，后来又用此方治好了沈阳一位患了20多年此病的老大娘。此方是：先将100克山楂片用铁锅炒焦，离火加入1两白酒拌匀，取出后放入药罐中加一碗凉水，再用文火煎10分钟左右，将药汤半碗倒出加2两红糖，糖化后温服。早晚空腹各服一次，重者10剂左右即愈。

　　误解中医药事件

　　中医临床有时要合症从脉，有时又要舍脉从症，还有真寒假热证、真热假寒证、真实假虚证、真虚假实证等复杂情况。断病用药也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辨证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机械的规范，无法取代丰富的中医辨证内容。因此，对中医一知半解或是靠仪器、靠量化、靠分析，甚至以西医的思维方式，用中医药来治病，注定会让人对中药产生误解。

　　1990—1992年间，比利时有1700多人服用同一家诊所开的减肥药“消条丸”，而且连续服用1—3年，有许多人被查出肾脏受到损害，有的人还出现肾衰。比利时一家研究机构指出，这是“苗条丸”中含有马兜铃所致。1998年英国发现两例因治疗风湿病而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引起肾功能衰竭的病例，并将之称为“中草药肾病”。英国、美国下令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已知含有马兜铃酸的原料和成品，70多种中药被列入黑名单，许多国家也纷纷宣布使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包括著名的中药龙胆泻肝丸。

　　“小柴胡汤”为汉代医圣张仲景创立的和解清热常用方，由柴胡、黄芩、半夏、生姜、党参、甘草、大枣七味中药组成。临床应用范围很广，如疟疾、胸膜炎、肾盂肾炎、妇女经期或产后感冒出现寒热往来者，均可酌情使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按照西医的思路重新研究小柴胡汤，得出其可用以治疗肝炎。于是，只要是肝炎患者就开小柴胡汤，而且长期服用，结果死了人，“中药致人死命”案闹得满城风雨。

　　上述事件的发生是盲目修改药方，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服用所致，是“中药成分化”的后果，是不懂中医不辨证论治仅辨病使用中成药所致。